早晨六点半，我的手机闹钟准时响了，把我从温柔美梦中硬生生地拉了出来。我慌忙翻身下床，穿衣洗漱。我必须要在七点之前赶回家，因为我一直骗老婆，说我是在老林开在外滩的酒吧做事。还说酒吧五点多才打烊，然后坐六点的头班地铁回来。关于我的这一说法，老婆也曾怀疑过，但我每天储蓄卡上的进账和后来老林天衣无缝的配合，让她深信不疑。所以我常夸老林绝顶聪明。
老林是我高中同学，姜峰和黄金光他们都不认识。我高中是在邻镇读的，我们这群人之中除我之外，只有晓君上过一年高中，还是在县城上的。所以他也不认识老林。
老林学名叫林大伟，但我们在学校时就叫他老林。老林上学时英语成绩一直全校第一，有时还被学校推荐到省里参加竞赛。在那个英语成绩普遍较差的年代里，老林可谓是一枝独秀。据我们那个在大都市上过大学的英语老师说，老林的英语口语完全是标准的美国口音。对此我们无法考证，但出于好奇，我们就逼问老林到底是从哪儿学的。偏偏老林坚决不肯说，于是我们就只好胡乱猜测。我还打趣说他上辈子是美国佬，瞎了眼投错胎才来到无为这个小地方的。后来我们给老林取得外号就叫“美国佬”。
老林的英语虽好，可其他几门课始终都不及格。但他还是挺有耐心的，愣是熬到高中毕了业。而我高二还没上完，就义无反顾地寻梦上海滩了。
老林是个多情种，高中毕业那年就把一个女同学的肚子搞大了。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干预下，迅速地结婚生子。婚后在他们乡的初中当了几年代课老师——自然教的是英语。后来转不了正下了岗，就在学校旁边开了个小卖部勉强度日。再后来，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就觉得窘迫起来。有一年春节，老林特意带着全家老小上我家拜年，并且向我表达了想要去上海谋出路的想法，求我帮他留意一下，有什么适合他的营生，打工也行。我当时也只是敷衍地答应了老林，因为那几年我的境况十分糟糕，做什么都失败，我根本无意为他操心。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妙，难以捉摸。有的时候你想尽一切办法去做某一件事情，可总是差之毫厘。而有的时候你并不全心全意努力去做的事，却在不经意间就来了机会。就是在那年回上海的路上，我碰到了夏强。意外地改变了老林的命运，同时也对我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强和我的家相距虽然不太远，但他比我小了好几岁，我已记不清是从何时起和他相识相交的，他为人豪爽，爱交朋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和他有一面之缘的，他皆能迅速引为知己。
那天我和夏强各自乘坐的大巴在同一个服务区休息，就意外偶遇了。我们简短聊了一下各自的近况。夏强说他在淮海路开了个专门卖仿名牌皮包和手表的“水货店”，并且一再关照我说：“有需要尽管来找我。”我正巧需要个提包，于是在元宵节那天就去了淮海路。也就是那天，在夏强的店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老林干的工作。
夏强的水货店开在淮海路“襄阳服饰市场”旁边的老弄堂深处，包下了一整栋石库门房子。所谓“水货”，实际就是假货，各类世界顶级名牌奢侈品应有尽有。大到皮包手表，小到香水化妆品、盗版光碟、太阳镜等。甚至还有高尔夫球杆。店内装修豪华气派，但店外却与普通民房无异，主要是为了躲避工商、文化和公安等部门的联合检查。“襄阳市场”内每天都有大批的外国和港台地区的游客光顾，其中不乏“水货”的需求者。但要怎样才能把他们带到隐藏在弄堂深处的“水货”店里呢，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拉客员，俗称“黄牛”。在这边做“黄牛”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比如一只LV的手袋，进货价人民币两百元左右，卖给顾客的成交价大约要翻十倍——两千元。刨去成本，利润部分“黄牛”和店主平分。一般一个顾客都能买几千甚至几万元的“水货”，一个“黄牛”只要一天能拉到一笔生意，收入可想而知。更关键的是干这行几乎没有门槛，临时学几句英语、胆大脸皮厚者皆可。要是能用英语更深入地和顾客交流，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想这些都难不倒老林，用英语交流自不必说，他能在学校就把女同学肚子搞大，当然也能符合“胆大脸皮厚”这一基本条件。
我兴奋地发现，种种条件皆表明，“水货黄牛”这个职业，仿佛就是为老林准备的。于是当晚在酒桌上，当着夏强的面，我就给老林打了电话。借着酒劲，我好像还说了“到我兄弟这儿来，包你能发大财”之类的豪言壮语。
我把老林介绍给夏强之后，就没再过问。说心里话，我瞧不上他们这个非正当的行业，总觉得不会长久。就连后来跟夏强几次碰面，都没再提起老林。老林只是夏强手下众多“黄牛”中的一头，我甚至怀疑夏强根本不记得这头姓林的“黄牛”来自何方。起初老林隔三差五会给我打个电话，好像一直说他在夏强那儿干得不错。但那年我还在崇明开小饭店，成天烦心事不断，无暇顾及老林的好歹。有时候甚至没空接他电话，后来联系就少了。直到前年，我关掉了崇明的小饭店重回到上海之后，老林特意过来找我，并且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崇明的小饭店我开的不成功，三年下来，生意始终不温不火，虽然没赔，但也没赚，生活的压力逼迫我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借了新债还旧债，周而复始。正好儿子要上小学了，最终我无心恋战，就托黄金光帮忙找了个学校，于是就又重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我无所事事，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在网上下棋，要么就在老婆看脑残宫廷剧的时候，去涞河桥上溜达。债务缠身再加上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令我焦虑、苦闷看不到希望。四面楚歌、内忧外患的日子让我白了不少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老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