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公翟黑子得到太武帝的宠信，出使并州，得到了千匹绢帛的贿赂，不久事发。
翟黑子向高允请教道：“主上如果问我，我是汇报真实情况还是说假话呢？”
高允回答道：“公是陛下宠臣，回答时据实以报，这样，你既可自表忠诚，又不推诿罪过，必然会没事的。”
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人都对翟黑子说道：“公自首后，则罪不可测，应该说假话。”
翟黑子以崔览等人为知己，反而对高允发脾气道:“你的说法，是引诱我去死，那太不值得了!“
于是与高允断交。
最终，翟黑子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面前说了假话，被太武帝所疏远，后又获罪被杀。
著作令史闵湛，是崔浩的亲信。闵湛投崔浩之所好，建议崔浩将所编撰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便天下人阅读、观看，以彰显崔浩的功绩。
崔浩欣然允诺。
高允认为不妥，私下对好友宗钦说道：“闵湛性格奸巧，却被崔浩所重用。我担心，他的所作所为，日后会成为崔浩一门的万世灾祸。”
《国史》被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大路两边，任由百姓们观看，刚开始，百姓们还觉得很新奇，可是当读到北魏建国初年兄弟相残，皇室成员互相残杀，杀降屠城时，顿时议论纷纷，痛声疾呼，要求严惩《国史》的编撰者崔浩，以明正典刑。
最终，崔浩及其五族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
当冯太后决定建立太学、郡学以培养大批青年才俊，为将来改革打下基础时，高允适时的向冯太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秦汉至两晋时期，朝廷对太学的老师只要求精通一门儒家经典就可以了。高允却认为，这样的教育机制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培养，不管是太学还是官学，为人师表者必须要通晓所有儒家经典，精通数门经典。
另外，为人师者还必须德行兼备。
最后，高允向冯太后建议：大郡，郡学置博士两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两人，助教四人，学生六十人。而最具现代意义的是，高允打破了对博士、助教年龄的限制，使得一批有才华的饱学之士而为人师。
北魏大小数百郡，随着改革举措的落实，为北魏迅速培养、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为日后的北魏改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诛杀乙浑之后，冯太后命人将高允请入宫中，询问治国理政的方略。
高允总结历朝历代的为政得失，择其正确的、被天下人认可的方略，请求予以实施。
冯太后尽皆应允，下诏予以实施。
高允为人宽厚，勤奋好学。
高允八十多岁时，冯太后下诏以自己的马车去接高允进宫。结果在前往皇宫的路上，马匹受惊，马车侧翻，高允脸部受伤。冯太后亲自带着御医前往探视，并下诏严惩驾驶马车的甲士。高允声称自己并未受大伤，恳求冯太后赦免驾车甲士。冯太后应允。
高允九十岁时，冯太后命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高允。结果一日，下雪，路遇猛犬，高允惊惧而跌倒。苏兴寿吓得面色苍白，不知所措，高允安慰劝勉他，希望他不要把自己跌倒的事情，告知冯太后。
苏兴寿负责搀扶高允共三年，从来没有发现高允有过忿怒的脸色。高允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对亲友笃厚，对故旧思念，虚己待人，虽然他地位高贵，但志向贫素淡泊。他素来喜好音乐，每当有人来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和着节拍而称赞。高允很相信佛家之学，经常安排斋饭请僧人讲诵佛法，他平生喜欢善行恶杀。高允生性十分简朴，从不奢华。
487年正月，高允病逝家中，享年九十八岁，被北魏朝廷追赠为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咸阳宫，谥号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