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创立后的短短六七年时间，万国便成长为当时最大的证券公司。鼎盛时，其一度掌控70%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
然而，崛起得快，垮得更快。在一场证券历史上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中，万国只用了7分47秒就将昔日的辉煌统统葬送在孤注一掷中。缔造这一神话，同时又亲手将其埋葬的是同一个人，他就是管金生。管金生1947年出生在江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刚出生，算命先生就说他命硬，克亲人，父母于是将他送去寄养，直到三年后才领回家。尽管家境贫寒，但管母是个很要强的人。在管金生很小时，母亲就一狠心，将他关在房间里，逼他描红写字，还教他做加减法。管金生后来说，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而他的血管里也流淌着母亲不服输的精神。因为不服输，管金生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争第一。在班上，他几乎每次都得第一，偶尔得个第二，就会耿耿于怀。中学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个农村穷小子，靠自己的努力挤进上海滩，这听上去很励志。但在那里，听不懂上海话的管金生受尽同学们的嘲笑，他很不服气，苦练三个月，终于过了这一关。
管金生的大学生涯很快就因为“文XX革”而终止，他不得不到政府机关当了九年翻译，直到1979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才再次考回母校，攻读法国文学硕士。管金生打着如意算盘，希望毕业后留校当教授，那是他最初的梦想，因为当教授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人算不如天算，毕业时国家规定研究生不能留校任教。
这个规定粉碎了一个青年的梦想，却孕育了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大佬级的人物。失去方向的管金生，只好重新择业进入上国投。在那里，他接触到日本野村证券等国际巨头，还在公司的安排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拿下法学和商业双硕士学位。
这样的学历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屈指可数，以致后来他还想去剑桥读博士时，被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你走了，上海金融界就没有双硕士，拿了博士，谁还能领导你？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服输，读研究生不服输，在国外拿学位不服输，办万国证券不服输。”
从比利时留学归国后，管金生一度过上清闲的日子，每天朝九晚五，除了看报纸，就是翻译资料。那个时候，他每天下班都要经过苏州河上的几座桥，时间一长，他发现桥下有很多人在交换国库券。此情此景，让他联想到两百年前，几个交易商在华尔街一颗梧桐树下做交易，最终诞生了纽交所的历史。他突然灵光闪现，想到将这种地下交易变成一种市场机制。不过，这种想法在当时还比较超前，没有实现的可能。这让管金生郁郁不得志。
直到后来邓X小X平的一次上海之行，才改变了他的命运。80年代中后期，深圳作为改革先锋，已经领跑很多年，而上海作为昔日的远东金融中心，却一直裹足不前。作为总设计师的邓X小X平，希望为上海找到一条出路。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征集八方贤士的意见，期间对“将上海建成东方华尔街”的构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邓X小X平的视察，让管金生激动不已。他连夜提笔奋书，写下一份“万言书”，建议国家建立证券市场，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管金生的建议很快被国家采纳。1988年，上国投等10家股东共同出资3500万元，成立万国证券，管金生出任总经理。同时成立的还有申银证券和海通证券，分别归属中国人民银行（后划给工行）和交通银行。上任后，管金生做了两件事：第一，坚持实行股份制；第二，坚持与银行脱钩。这种体制安排，让万国证券相比其他两家，拥有更灵活的决策和行动机制。
在管金生的领导下，万国的实力急剧蹿升，一跃成为国内证券行业老大。尤其是1990年沪深股市诞生后，万国在二级市场上一度掌控70%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
承销方面，万国同样雄霸近六成的市场。最忙时，管金生每天要出席四个发行仪式，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出面调剂，将业务协调给其他券商。
万国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与美林、高盛等国际巨头展开合作。当其他券商还在国内蹒跚学步时，万国已经颇具国际范儿。
管金生的声望也因此一时无两，站上行业之巅的他，在国内颇有点独孤求败的感觉。1994年他意气风发地喊出，要做中国的美林，2000年跻身世界十大券商的豪言壮语。几乎可以说，管金生的创业史就是中国证券业近代的发展史，所以，无论之外，都称呼他为中国近代证券业的“教父”。
万国虽然在A股市场上呼风唤雨，但它起家靠的却是倒卖国库券。1981年，国家开始发行国库券。由于流通性不好，加上老百姓认可度低，
国库券的认购很冷清。在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通过强行摊派来发放。手中有国库券的人，不想将它砸在自己手上，通过各种办法出售。而一部分嗅觉敏锐的人则趁机以低价收购，在异地倒卖，从中获利。一来二去，就形成一个地下黑市。到1988年时，财政部不得不作出决定，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
管金生在上国投工作时，每天目睹苏州河桥下的国库券交易，从中嗅到了商机。
万国证券成立后，他率领公司员工，跑全国各地去收购国库券。由于当时的国库券大多是5元、10元面额，很多人出发时拿着现金，回来时一人扛一麻袋国库券，坐火车回来。辛苦不说，还经常遇到安检人员的盘查。
有一次，管金生到福州收了200万元国库券。他先租了一辆车，派人直送上海。剩下两大麻袋，一手拎一个去坐飞机。结果，在安检处被拦下，幸好当时的安检不太严，他费尽口舌终于说服工作人员不开袋检查。等回到上海时，两个麻袋已经被撑破。除了安全检查，管金生还面临政策风险。在当时的中国，倒卖国库券被视为是一种投机倒把的行为。
1989年元旦，管金生在上海金管处无意中看到一份文件，说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周后上市。得知此消息后，他立刻出动，狂收那一年的国库券，准备日后高价卖出。但他的行动很快引起金管处的注意，对方派人到万国突击检查。大胆机灵的管金生下令将所有国库券从金库转移到自己办公室，才逃过一劫。
那个年代，很多像管金生一样倒卖国库券的人都发了大财，比如仓库保管员出生的杨百万（原名杨怀定）。而万国也靠扛麻袋搬国库券，积累下丰厚的原始资金，到1989年营业额已达3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
历史有时候极富戏剧性。万国靠国库券起家，但几年后将它送进坟墓的同样是国库券，只不过这种国库券是加了杠杆的衍生品，那就是国债期货。
1992年，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到美国转了一圈，惊叹于对方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回国后，他模仿美国人，搞了一个国债期货。尉文渊对此寄予厚望，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会栽在这一新品种上。
国债期货刚推出时，市场反应冷淡。直到后来，随着通胀率不断走高，财政部决定对国债进行保值补贴，其交易才随着火爆起来。这是因为，
与票面利率相比，保值补贴率是不确定的，这给了多空双方很大的想象空间。管金生靠国库券起家，对国债期货自然也兴趣浓厚。
在当时的市场上，327国债是一个大热门。这种1992年发行，即将于19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国债，按照票面利率加保值补贴率计算，将以132元兑付，但市场普遍认为这个价格太低，并传言财政部将上调保值补贴率。对此，管金生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当时的通胀率已经在往下走，而国
家正在狠抓宏观调控，不可能上调保值贴补率，于是选择做空。
1995年2月中上旬，327国债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之间震荡，多空双方暗自积蓄力量，万国的空单持仓量不断增加，大战一触即发。
2月23日上午，财政部宣布，327国债将以148.50元兑付。这个消息对豪赌做空的管金生和万国证券而言，无异于一个惊天霹雳！
第9章 颠倒乾坤的“教父”（第 1/2 页）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