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里的各个部门中，可以说，没有哪个部门的记者更替率比政法部更高。这几年报社的政法部门新面孔层出不穷，而且这些面孔有越来越漂亮之势，同行们开玩笑说，政法部快要变成公关部了。
最抢眼的是省日报的女记者梅姐，她描着浓重的眉线，涂着深红褐色哑光唇膏，身披一件纯白羊绒大衣站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虽然历史悠久的省委机关报《N日报》的发行量日渐缩小，但是从这位中年艳妇的姿态上，依然看得出省报记者拥有一份得天独厚的优越感。
《大江报》和《今日快报》同属于一个报业集团，这两家报纸派出的记者云卉和寇蔻都是二十刚出头年龄，青春逼人，连穿着打扮都是按照各自报纸时尚版的模特拷贝下来的。她们好像一对姐妹花，毫不避讳地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一周以前，南樱和她们在市公安局的案情通报会上打过照面，她们知道她在政法线的资历尚浅，所以看她的眼光带有几分轻视。
现场还有几个其貌不扬的男子，他们来自于W市新近冒出的几家生活小报，南樱只认识其中《新新人类》周刊一个叫冯仑的记者。他们呆在一个角落里，用锐利的眼睛不时地扫视周围，好像一有什么动静就会从角落里扑出来。
《都市新闻报》的记者左风是一个外型十分俊朗的小伙子，南樱和他有过几次交往，就毫不客气地走到他的身边。
“民警自杀的事情是真的吗？”她低声地问左风。
“当然，”左风似乎对她的问题有几分诧异，“后勤装备处的，参警二十一年，二级警督。几个小时之前，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瞄准自己的眉心开了一枪。子弹击穿颅骨，在颅腔里转了几个弯，从右后脑勺部位钻了出来。”
听到这话，南樱打了一个寒战。
“他并没有死亡。”左风接着说，“可是，子弹的热辐射烧坏了他的大脑。他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醒来的希望微乎其微。现在，他就在ICU里面，可是谁也没法进去。”
“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多记者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一点，看看有什么‘料’可以挖掘。”左风的声音低得几不可闻。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电梯门“唰”地打开了，一个身材修长、面容帅气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记者们立刻向他迎去，云卉和寇蔻更是抢先站到了他的两旁。
南樱认出这个年轻人是警方的宣传干事夏之阳，记者们一般称呼他作“宣传处的小夏”。一看到记者们，夏之阳的脸上便露出了为记者们熟悉的、亲切而自然的招牌式笑容。这种典型的“小夏式”笑容总是对所有的记者一视同仁，但是又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各位，”微笑着的小夏开口了，同时他摊开了双手，“恐怕这里面有一个误会。请听我解释。”
“能让我们先进病房看一眼吗？”云卉和寇蔻一起发问。
“不能。”夏之阳干脆地回答。
“会有通稿吗？”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通稿？如果有，自然会通知各位。”
在众人的包夹之下，夏之阳不得不用寥寥数语对发生在后勤装备处的这场“事故”进行了简单的解释。现在正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民警在后勤装备处的后勤部门工作。今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办公楼。在走上楼梯时，他和一位同事相遇，同事以为他是来加班的，所以并未在意。据这位同事事后回忆，他的神情并无异常，还开了好几句玩笑。然后，他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径直走进了保管枪械的房间。十分钟之后，枪声响彻整栋大楼。等人们找到他时，看见他趴在桌上，血污从眉心正中的小洞里汩汩冒出，他的手中有一把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一块擦枪的绒布放在一边。
“现场勘察结果和事前的行为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是一起自杀事件。”夏之阳最后说。
“可是，据说——”左风斟酌着字句，“据说出事的民警有重大的心理疾患。他的妻子下岗了两年，儿子高考落榜后一直呆在家里。”
“每个警察都有工作压力。恰恰相反，出事的这位民警性格相当乐观。”夏之阳保持着一贯的笑容，“你们巴不得抓住警察自杀这种新闻，但是事实上，枪支走火才是事实。”
记者们纷纷摇头表示怀疑。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阵撕心裂肺的哭泣声传来，这阵哭声转移了记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一起朝声音传来的地方望去。
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六七个警察，有的二十多岁，有的年纪更大一些，他们一起坐在楼梯台阶上，有的用手捂住了脸，有的放肆地咧开了嘴，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从他们肆无忌惮的哭声中，不难听出愤怒和兔死狐悲的意味。
处于本能的职业反应，记者们立刻又向他们涌去。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训练有素地在掏相机和录音笔。南樱也夹杂在他们中间，面对这样震撼心灵的场面，连她也控制不住抓拍的欲望。如果不考虑场合的话，拍下的照片一定构图、表情都绝佳，这几个警察真心实意的眼泪会赋予照片灵魂。然而，似乎是因为警察们的哭声太过凄惨，也太让人动容了，记者们又一个个愣在了那里，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们似乎同时意识到，现在不应该是挖新闻的恰当时机。
照相机连续的快门声还是响了起来。
南樱回头一看，原来是那几个原本躲在角落里的小报记者，他们按捺不住性子，已经将相机镜头对准了台阶上的警察。
哭泣的警察们还沉浸在痛苦之中，浑然不觉。南樱的心顿时沉了下来。
就在这个瞬间，一个身影向刚刚抢拍下几张照片的冯仑冲了过来。这张脸孔几乎因为愤怒而变了形，他伸出强健的手臂做了一个抢夺相机的姿势。冯仑本能地想护住相机，立即被那人推了一个趔趄。崭新的富士S3还是落在了那人的手里。
夏之阳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了，挡在了两个人中间。“赫队，冷静一点。”他对男人说，同时用身体挡住了男人，不让他有更激烈的举动。
被称为“赫队”的警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低头研究起相机来。
“嗨，别碰那个键。你会把图片清空的。”相机的主人说道，回应他的是一道恶狠狠的目光，他识趣地闭上了嘴。
随着一阵哔哔啵啵的按键声，照片被彻底删除了。
夏之阳将相机还给了冯仑，拖走了赫队，然后开始劝说那帮坐在台阶上的警察。没有得到太多新闻素材的记者们逐渐散去了。
“一群神经病……”南樱听见冯仑嘟囔着走开，他的声音很低，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W市晚报社所在的晚报传媒大厦矗立在繁华的市中心，是一座通体被银灰色玻璃覆盖的新潮建筑，由于它那独特的微扁的圆柱型造型，被集团员工们戏称为“饼干罐大楼”。
政法部位于大楼的第11层，现在虽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却依然灯火通明。空气中四处飘荡着浓郁的外卖盒饭的味道。
白天四处奔波的记者们此时返回了他们的“基地”，开始用电脑写稿，给通讯员打电话联络感情，收发传真和电子邮件，或者互相聊天。除了周一早晨雷打不动的例会，南樱很少在白天看到这帮同事们。只有在此时，他们的重新相聚才使政法部恢复了生气，有时候，办公室内的气氛好似一个欢快的派对。
南樱灵巧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跳动着，屏幕上快速出现一行文字：“公安民警饮弹身亡，自杀？误杀？疑云迷布。”
她盯着那行字好几分钟，叹了一口气，连续按下Del键，屏幕上转眼又是一片空白。这样重复几次之后，她索性关闭了文档，调出纸牌游戏，在发牌声中开始盘算她该怎么办。
一张红桃A跳了出来。就在这一刻，南樱意识到她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把今天的稿子写出来，说服主任签字同意，然后发出去。稿子大概只能出现在社会版了，她了解的情况不够充分，不过她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她所探明的一切，保留所有的疑问。
如果这样，她面前最大的障碍是，民警死亡事件过于敏感，能不能刊出是个未知数。不过，她转念一想又安慰自己说，虽然有点敏感，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原则上，没有什么新闻是不可以报道的，就算是公安局长和副局长举枪对射也没有关系。
她瞅了瞅桌上的日历，现在发出一篇像样的大稿子对她而言意义很大。晚报对记者稿件的评估分为A、B、C、D四档，再乘以发稿量换算成相应的“稿分”。月度稿分达到一定要求，记者才能继续干下去。所以，每个月的月底是她的底线——Deadline，在完成发稿任务之前，她始终都会处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惶不安的状态。只有打满了稿分，她才可以喘一口气，投入到另一个月的稿分冲刺中去，开始周而复始的过程。
眼下的问题是，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服“海狼”。她已经摸透了他的脾气。他确实对警方一贯控制新闻的做法颇有微词，好几次南樱听见他在撂下警方宣传部门的“沟通电话”后痛骂：“妈的，搞得我们好像他们的下级单位一样！”
然而，感情毕竟不能左右行为，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得考虑得更长远一点。他可以冒险，但是承受他冒险代价的却是南樱自己。
就算他头脑发热签了字，对于南樱而言，她的命运可是凶险得很。一旦新闻见报，触怒了警方，他们的报复手段简单有效。如果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大，就根本不用跟她的上级较劲，只要将她孤立起来就行。比如记者招待会偏偏忘记了通知她前往，或者小夏像得了间歇性健忘症一样，发给各个报社的通稿就是忘了她的一份。只要一个星期发不出稿子，连“海狼”也嗅出她是上了警方宣传部门“黑名单”的人，再也无法为政法部做出贡献。他会立即换上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好像当初不是他同意签发稿件的一样。
结果就是，她将不得不窝囊地离开。不能灵活地应付潜规则的人都应该从这里滚蛋，“不懂事”是警方内部对这种倒霉记者的轻蔑的评价。警方宣传部门的暗示比报社自己人力资源部门的调令都要灵验，他们轻而易举地打发走了她，自然会有一个更乖更懂规矩的记者顶上，于是他们就这样完成了人事的替换。为什么政法部的人员更换速度惊人，这就是原因之一。而这种手段，只不过是警方宣传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图不动声色地操纵媒体的种种手段之一。
有时，警方暗中操纵的做法还算是客气的。有一次，她亲眼看见在警方的通气会上，有一个过于敬业的女记者对一个数据追问不休，一名局领导怒道：“从没见过你这么素质低下的记者。把她给我赶出去！”于是，这名记者消失在门外，并且再也没有在新闻圈子里出现过。
想到这里，南樱的目光越过了办公桌之间的隔断墙落在了部里的金牌记者老刘身上。他精瘦的身体斜倚在桌上，正和一个皮肤像白茶花一样漂亮的女实习生说笑。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的注意力有一半都在角落里那台黑色兄弟牌高功率传真机上。
跑公安线记者的最高境界就是像老刘一样，南樱带点鄙夷地想，和宣传处那帮家伙关系甜得好似蜜糖。只要每天守住传真机，稿件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到，五位数的月薪拿得易如反掌。
至于第二个选择嘛，就是忘掉今天的采访，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想到这里，南樱按动鼠标，利落地把文档扔进了垃圾箱。
一个倒霉的警察今天早晨莫名其妙地挨了一枪，和我有什么相干？没错，现今读者对民警执行公务英勇牺牲的新闻已经厌倦了，或许他们的意外死亡倒能触动读者的神经。她一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事件有新闻点，类似于警察这样的高危职业人群的心理问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话题。——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南樱在纸牌之间胡乱地点击了几下，最后决定现在就去和“海狼”谈一谈，听听他有什么建议。这是她的第三个选择。
为了显示和下属们打成一片，“海狼”办公隔间的大门总是敞开一半。他坐镇在政法部的时间大概是每天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日日如此，所以他仿佛永远都在那里。
南樱走进那间隔间的时候，“海狼”正从写字台上抬起头来。他投向南樱的目光有点呆痴，眼神好像聚不了焦一样。
对于那种眼神，南樱很熟悉，它证明忙碌的主任的脑子正在为不少于五十件以上的事情打转。如果她此时打断他，问他正在想些什么，他一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工作，工作，工作。南樱和“海狼”一样深知，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意味着见报率和发稿量，意味着新闻的篇幅是否像殖民地的版图一样扩张到最大。
媒体外部和内部的竞争造就着成批的工作狂。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压力一级级传递下来，整个报社好似一刻不停地响着“噼里啪啦”挥鞭的声音。总编辑向部门主任挥鞭，部门主任再向基层记者挥鞭。
“海狼”就是一个挥鞭者。虽然他的位置不算太高，但是南樱知道，就算是这个位置，也不是轻易能获得的。他追求升迁的方式近乎疯狂。
三年之前，作为一名记者的“海狼”怀揣一部相机，扮演成一个献血者暗访一个非法采血点。在门口，他被一个凶悍的女人拦住了去路。这个女人向他指了指手里肮脏的针管和旁边几瓶盛有半凝固状态血液的试管，示意他把袖子卷起来。这支针管依次扎透了排在他前面几个人的血管，中间只简单地用酒精消了消毒。谁也不能保证那几个人不是艾滋病或其他病毒的携带者。可是“海狼”知道，即将扎在他身上的这只针管就好像打在旅游景点门票上的一个洞，没有它他无法进入，也会使采访任务流产。
于是，他伸出了胳膊。
几张不可多得的轰动性的新闻图片的代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海狼”看到血和一切红色液体都忍不住发抖。采血事件只是“海狼”职业生涯的种种疯狂举动之一，但正是借助这一事件，他终于成功地从普通记者之中脱颖而出。
主任的位置与其说是荣耀，毋宁说是悲壮。“海狼”本人就像是一座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无形丰碑，占据了整个政法部。政法部的记者多多少少都会感染他的疯狂的气息，“海狼”以自己的典范为政法部创造了一种带有强烈自虐色彩的部门文化，每个人都幻想着像他一样有那么一次惨烈的机会，让自己在新闻界扬名。
W市有二十多家报纸，每个报社都会有十多个个像“海狼”这样的不要命的中层，还有更多的拼命的基层记者。这种情形，南樱想一想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海狼”似乎已经从女下属脸上的表情猜出了她的意图，他面色红润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干燥的笑容。
“敏感！”当南樱刚说了几个字，他就打断了她，随后皱着眉头说，“你该清楚，内容敏感，这一向是警方宣传部门用来堵我们的嘴的一条不动脑筋的理由。所谓的‘敏感’，就像是——花粉。对大多数人来说，花粉就是花粉，完全无害。可是对于他们，好家伙，就连一颗也会引起最激烈的反应，哮喘，休克，死亡。没有办法和他们讲道理，就是这样。”
“这么说，今天的采访恐怕要白费了？”南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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