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余文友的耐心开导之下，情绪渐渐缓了过来。同时我还领略到了他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对文学的精通也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是外国文学，恐怕连晓君也不能比。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泰戈尔、雨果……等等，他张嘴就来，如数家珍。他还经常用标准的普通话为我们朗诵诗歌。他说海子是他的偶像，也是我们安徽的骄傲。我也总是在跟他聊天或向他请教之后，深感受益匪浅。
后来我决定面对现实，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对错。然而对雪儿的思念却不减反增，每当想起，心底就隐隐作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反复做着那个相同的梦，在梦里，雪儿哀怨地唱着《阿里郎》，从我身边飘然而过，却对我视而不见。闪电般的目光扫过我的时候，我焦急万分。我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我想追赶，却有挣脱不了小白脸警察的手……就这样，我一次次地挣扎着从梦中醒来，而每次醒来总是泪流满面，心痛难忍。
其实在劳教所里，我曾想过跟雪儿联系。我往涞河湾出租屋的地址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完整地叙述了整件事情的全过程，可是余文友提醒我说，这样的信肯定无法通过审查，因为我在信里一再强调我的无辜，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外面的人，我是被冤枉的。这样不但可能信寄不出去，弄不好还会穿小鞋。我觉得马文友说的很有道理，但要是不能把事情向雪儿解释清楚，我断不能写信。试想一下，雪儿在家等了我这么多天，忽然收到我从牢里给她写的信，告诉她我现在是个犯人，她会是怎想的一种心境，她以后还会接受我吗？她的爸爸老金还会同意她和我来往吗……我不敢再往下想，我也绝不能这么做。
我无奈又无助，想不出任何办法，但日子却在一天天的重复着。白天我们集体下地劳动，晚上就躺在床上开“卧谈会”，海阔天空地闲聊，除了荤故事，就是新来的人带进来的新闻，比如北京申奥失败；西哈努克访华；国足败给香港队；黄家驹意外身亡……等等等等。
临近过年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我给黄金光写了封信，托他回家过年时替我给家里带点钱，并且隐瞒我被劳教的事情。只说过年店里忙，没空回家。给我回信的是晓君，洋洋洒洒五页纸。晓君在信里向我叙述了一些外面的情况，还有兄弟们对我的关心和安慰，并且还引经据典，说了些古人励志的故事，还一再叮嘱我要安心劳教，争取早日回来，家里的事情，哥儿几个自会安排。由此，我的心也就宽慰了许多。